万科大战：从权力游戏到偶像黄昏

　　万科股权大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银幕大片。

　　不仅攻防双方都开始使出杀手锏，诸多角色不明的人物也纷纷登场。继华润在董事会公开反对深圳地铁入股方案之后，独立董事华生连发数篇长文参与争论，而宝能则以第一大股东身份悍然提议罢免整个万科董事会，王石则不得不在董事会直面五千万年薪的问题。

　　一连串的戏剧性变化，加上各路自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穷追猛打，万科股权大战已经超越万科本身；在成为众矢之的的同时，与当下的资本博弈、国进民退、创业热潮、网红八卦等时代热点共振，堪称一幕实时直播的中国版“权力的游戏”。

　　这不禁令人思考，在资本大战中，博弈之内，算计之外，理性和文明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么。

局内人vs局外人

涉及利益的热闹事，站队难免。

　　王石创业于1983年，其价值观也让不少人将他与92派企业家挂钩；万科又是行业标杆，不少企业家与媒体人，见过王石者，印象都不会太坏。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公开或者半公开发表看法，看法代表个人无可厚非，但以公共身份说公共话题，又以个人交往为是非准绳，这未必妥当。

　　典型如万科股权大战，一时之间，局外人说局内话，局内人说局外话，局外人以局内人身份说局外话，局内人以局外人身份说局内话。对此，看客也要有看客的体面，笔者在此局外人说局外话。

　　在万科股权大战之初，双方似乎高下立判。万科，也许是中国最市场化的上市公司之一，而王石，作为中国企业家的教父级人物，游走东西学府之间，在亚布力等企业家俱乐部中挥斥方遒，何等逸性豪发；对比之下，宝能系初为大众所知，其资金来源有杠杆背景，创始人甚至一度被网络戏称为“卖菜的”。

　　双方恶斗之中，万科期待中的白衣骑士华润并没有履约出现，随着贴身肉搏到异常凶险的程度，事情也变得丑陋起来。万科2015年停牌之际，我曾预言，文明和野蛮其实只有一线之隔。事实不幸言中。2016年初，一向以市场化代言者形象示人的王石，在天山峰会表示鉴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民营企业，不管我喜欢你，不喜欢你，你要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我就告诉你，我不欢迎你。”

　　这一发言成为舆论的分水岭，王石不再占据道德优势。万科股权争夺中，涉及不同利益，一线央企与地方国资罅隙之中，潮汕背景的民企大佬悍然介入，再加上各种传言中影影绰绰的“赵家人”，资本市场之外的资源动员能力自然对最终结果有莫大影响。

　　狭路相逢，以势取胜，丛林法则并未失效，即使如此，民间舆论仍旧重要。为什么要谈舆论？除了大家的关心之外，不可不谈舆论在中国的特殊意义。这也是中国式的政经逻辑，老虎棒子鸡虫，一物降一物的循环，虫看起来最弱小，有时候联合起来却可以打过棒子，即使棒子能够打老虎。

　　也正因此，万科股权战各方对于舆论战都没有掉以轻心，情怀与资本的碰撞成为标签之一。

情怀vs资本

     万宝之争爆发之初，我曾指出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而资本很多时候无关道德；而宝能系与王石的对峙，也是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冲撞，更期待看到一场透明公正的收购大战，它将改写中国金融史。

　　然而，万科之争影响却没有止步于金融，透明与公正也只是故事的一半。

　　万科大战第一季，在恶意收购大棒之下，双方文明和野蛮的角色几乎分分钟被定位。彼时，王石表示宝能不过是“强行入室的野蛮人”，而且控股万科“信用不够”，当时王石处于舆论上风，多数人并不能体察出王石言辞背后对于资本的傲慢。

　　商业谈情怀并不奇怪，但资本可以不说道德；万科股权大战舆论场就是一场价值观的碰撞，而在当下也并没有绝对正确的主流。在信息更加透明的今天，群众的进化速度其实并不比精英慢。

　　也正因此，万科大战看起来闹腾一锅粥，众声喧哗中，最后还是有可能有些见解残留。回看二十一世纪初期，新浪创始人王志东被董事会扫地出门之际，大众与媒体不无同情；到了此后陈晓与黄光裕的对决，也引发职业经理人与创业者争论，财经媒体在报道中也各自站队；再到宝能万科大战，此时此刻，多数投资者已经认可资本的话语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有趣的是，在宝能下达罢免董事会战书之后，万科内部公开信主调是不做资本的奴隶。诚然，资本或许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逐利的气息，但是从中国历史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恰就是释放资本活力的时代，成为资本的奴隶或许不符合自由人的幻想，但在现代社会中谁又能豁免于资本？成为资本的奴隶本身是一种进步，正是资本将万千大众的劳动力与创造力从往昔僵化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正如鲁迅所言所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商业vs权力

     说完舆论，再谈商业。

　　在商言商，即使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各方行为仍旧可以从善恶层面评价。

　　在舆论战中无论王石是否失分，其出发点不乏有维持管理层利益的动机，但是其立场始终有尽量维持万科优势这一考虑，这大体符合万科本身的利益最大化。

　　至于宝能系对于万科的盘算，现在看应有后手，其核心诉求旁人无法知晓，但可能不会止步于以股东身份参与万科获得财务投资利润。宝能方面罢免全部董事会的行为，多少显得霸道有余怀柔不足。一旦万科核心管理层离去，万科还是当年的万科么？宝能天生有两大命门，一是身为民企，二是资金来源被质疑。这两点万科其实并有放过，但是在当前格局之下，监管层的默许即可视为合规，并不足以成为七寸。

　　至于华润，其真实想法始终讳莫如深。在万科股权面临动荡的时刻，华润如果放弃争取自身话语权最大化，也显得过于后知后觉，在动荡中再指望华润继续充当白衣骑士的想法，未免太一厢情愿。甚至，在国进民退背景之下，万宝之争是否走向万华之争亦未可知。

　　商业发展中，万科管理层在资本面前如此被动，很大程度源自当年王石等创始人放弃了多数股份，留给万科分散的股权安排。当年万科草创之初，王石等创业者为了企业做大，将多数股份归于政府，其实也是为了换取资源与发展。“牺牲”并非毫无回报，万科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国企股东背景提供的支持，而其民企化管理团队的自由发挥，则尤其离不开宁高宁时代的放手。

　　商业往往隐藏着权力之手。中国特点之一就是因人成事，也容易因人毁事，随着华润方面宁高宁时代的结束，万科与华润的局面改变也是时代变化的结果。现在来看，华润显然希望谋求更多控制权，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松散控制，动机并非不可理喻，而万科与华润不和的公开化，其实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从大时代角度看万科，当年的求全选择造就了今日的兵临城下。更值得思考的是，也是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的处境，权力浸润着这一行业的方方面面。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土地财政成为地方竞争之最大动力，不仅地方政府更多介入土地市场，而且政治与商业结合成为企业做大做强通行证，万达等企业可谓食髓知味。尤其在央企利用廉价信贷推动天价地王频出的今年，房地产业的国退民进，似乎已是往事。

骄傲vs现实

　　究竟是万科的王石还是王石的万科？二者其实彼此成就，但不可等同。

　　从全球范围来说，很多著名企业家被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放逐，从昔日的乔布斯到后来的马斯克，更不用说杨致远之流。真正有价值的管理层，离开原有基业难免伤筋动骨，但是最终还是能够开创新的基业，这短期看是动荡，但是最终也有利于行业迭代更新。

　　万科情况略有不同。于情于理，没人会否认王石以及万科管理层的优秀，然而很遗憾的是，管理团队的价值过去被低估，不仅没有对应的市场价格认可，也没有赋予足够股权，以往仅仅满足于话语权。如此一来，一旦环境变化，话语权在旁陷之余，管理层甚至面临扫地出门悲剧；定价的模糊，也导致今天有人认为不应该神话万科管理层。

　　如前所言，王石当年放弃资产，换取万科的平稳发展，他日后自述源自自信与求名，“之所以放弃资产，第一，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患寡，患不均，大家都可以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在名和利上只能选一个。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

　　值得一提的是，王石的自我期许或者高风亮节，但在当年并非个案，而日后管理层持股终于修成正果者为数寥寥，典型代表为联想；倒是有不少试图碰撞这一规则而锒铛下狱者，如褚时健。

　　王石张扬的情怀，一方面带有一丝80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也滋生于其内在的自信，或者更准确说骄傲。如今王石名满天下，而自信更胜昔日。某种意义而言，王石放弃控股股份的那天，就应该明确自身的地位是职业经理人，而且为了公司的长远考虑，就不能不在股权安排方面准备后手。而宝能系成功闯入，不能不说是基于万科自身的疏忽或者说骄傲。

　　而骄傲，本来就是人性的七宗罪之一。王石始终是一位时代人物，但随着时代变化，其最终面临自己的现实。王石最大的敌人或许正是他自己的骄傲。聪明如他，曾引领万科在市场与权力之间获得平衡，在国家与资本之间游刃有余，自信能掌控局面；骄傲如他，即使所遭遇公共性争议性事件，如汶川捐款等事件，未尝不是基于自持正确而勇于出位，不惜冒犯天下人。

　　今日回望，令人慨叹，万科之争或许预言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往昔的时代人物的骄傲不得不直面现实的碰撞，正如王石曾经自我的期许，“我的成功是别人不再需要我”，竟可能一语成谶。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一个偶像进入黄昏的时代，神坛已经不复。

　　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在情怀与规则之内，在财经与娱乐之下，万科股权争夺战能留下什么？这场博弈之后，希望能够带来上市公司管理的进步以及公司法等的完善，而不是白白被消费。

　　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充满血腥杀伐，其中谈到公正时，曾经说世间并没有公正可言，除非你自己掌握了公正。在万科大战之中，也是如此；而对于不论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者而言，仍旧应该期待一切行动的底线在规则之上，而不要最终沦陷为黑暗森林的强弱法则。